法治面 | 醉驾案件量因何大降？|界面新闻 · 中国

界面新闻记者 | 翟瑞民

界面新闻编辑 | 刘海川

醉驾入刑标准调整一年来 ，由饮酒引发的危险驾驶案件大幅下降。2024年12月5日
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三季度 ，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危险驾驶案件25万人，同比下降41.3%
，提起公诉危险驾驶案件21.2万人，同比下降14.9% 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、普通犯罪检察厅厅长侯亚辉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，在醉驾治理问题中
，检察机关严格执行“两高两部”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（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将立案情节进一步细化 ，通过“酒精含量+情节 ”的方式划分入罪标准
，对没有从重处理情节的案件不再按犯罪处理，但是对符合刑事追诉条件的 ，依法该起诉起诉
，充分体现对危险驾驶犯罪这类轻微犯罪从严惩治的一面
。

此前在2023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
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 、司法部曾联合发布《意见》 ，明确规定了醉驾案件14种从重处理的具体情形、3种从宽处理的具体情形
、4种情节显著轻微的具体情形
，以及9种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具体情形，同时 ，明确了罚金刑的起刑点和调整幅度。

“醉驾新规放宽了低血检数醉驾案件的刑事政策，对于符合规定的部分案件
，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，这从根本上减少了入罪的人数 ，所以今年前三季度案件数据出现超过4成的下降 。这也说明
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，《意见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。
”北京市盈科(无锡)律师事务所刑事部副主任、内训醉驾辩护主讲人齐奋律师表示
。

醉驾入刑在中国已施行13年。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增设了危险驾驶罪 ，明确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其中一种 。自此以后
，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类案件数量急剧增长，成为我国刑法第一大犯罪
。根据最高检数据 ，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各类犯罪1786635件
，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占比为22%，也即近40万件。

“醉驾入刑在抑制醉驾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威慑作用 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。”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忠此前对界面新闻表示
，醉驾犯罪数量巨大，导致案件处理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 ，同时，醉驾犯罪附随后果对犯罪嫌疑人
，以及其近亲属和未成年子女带来深远负面影响，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
。

如今案件数量出现大幅下降 ，张忠认为
，去年《意见》在三个方面对醉驾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规制，首先是关于血液的提取 、保管
、封存 ，到运输和最后鉴定都规定了更严格的程序
，从而可约束、剔除一部分执法不规范或者不到位的情形，第二是《意见》第12条事实上规定 ，对于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在150毫克以下
，不具备司法解释第10条从重处罚情节的，可以视为情节显著轻微 ，不认为是犯罪
，等于是限缩了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，这是案件数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。此外 ，社会层面的综合治理也发挥了很大作用，从法制宣传
，到社区矫正等等，对危险驾驶也形成威慑和警示 ，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 。

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徐嘉欣律师告诉界面新闻
，司法解释施行一年来，醉驾撤案 、不起诉比例增加 ，证实醉驾新规中情节显著轻微不定罪
、情节轻微不起诉的相关条款得到了有效落实
，是该宽则宽刑事政策的体现
。但是，醉驾新规并非一味放宽定罪标准 ，宽严相济的另一面是当严则严
，醉驾新规对不适用缓刑的情形也予以了明确，一定程度上会压缩部分自由裁量缓刑的空间。

界面新闻注意到 ，侯亚辉12月5日同时介绍
，今年前三季度，人民法院判决的危险驾驶案件中 ，判处实刑比例为60.2%，同比上升8.4个百分点 。

张忠认为
，醉驾案件判处实刑的比例增加也属正常，在150毫克标准剔除了一部分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外 ，相应地进入审查起诉程序的案件就当重则重了
，比如《意见》明确规定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80毫克的醉驾案件，原则上一般不适用缓刑 ，而这种案件在实践中占相当一部分
，最后在法院可能就会被判处实刑
。

张忠强调，案件量减少并不能就此理解为我国治理醉驾的法律制度已经完善。因为法律层面本身存在立法缺陷 ，比如刑法目前还没有进行修改 。事实上
，正是由于刑法规定的不完善，目前只能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弥补缺陷“打补丁 ”。

“按照刑法关于醉驾的现有规定 ，只要达到入罪标准
，公安机关一定要立案，检察机关一定要起诉 ，法院一定要判刑，这和《意见》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相对多元化、柔和化的处理显然是矛盾的
。同时
，刑法总则关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有关规定，与刑法分则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有关规定在有机衔接上存在一定缺陷 ，给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困扰
，这也是为什么出台司法解释的原因。”张忠说 。

齐奋表示，当前醉驾治理 ，以刑罚代替了行政处罚
，值得商榷
。醉驾案件的社会治理应当在行政处罚前置的情况下，再动用刑罚手段可能更为适宜。毕竟 ，醉驾案件被告人并不是穷凶极恶
，一般达不到必须要以刑罚处置的程度 。

2024年6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李睿懿在《中国应用法学》发布《醉酒危险驾驶的治罪与治理》一文指出 ，醉驾比饮酒后驾驶危害更严重
，对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、免予刑事处罚的醉驾者，理应处以比酒驾者更重的行政处罚 ，再次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驾者的处罚，增加拘留和罚款的规定
，对形成行刑衔接更加顺畅
、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模式，十分必要
。

李睿懿认为 ，治理醉驾是一项系统工程
，既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谋划推进，更要坚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。张忠也指出 ，目前醉驾治理主要是实践中执行层面仍面临诸多难点
，比如犯罪记录封存 、社区矫正
、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的衔接等等宏观性综合治理方面，尚有待完善和细化政策体系 。

当前 ，我国进入轻罪时代已成为官方和法律界共识
。2024年2月
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、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近年来 ，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
，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不到55%，到最近几年稳定保持在85%以上。

齐奋认为 ，醉驾案件社会危害性相较于其他刑事案件属于轻微犯罪，不宜打击面过大 。在轻罪治理时代
，醉驾新规施行后实刑率提升，说明出现了刑罚严厉的倾向
。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坚持既要惩治犯罪 ，更要“治病救人
”
，适当放宽缓刑适用范围，也有利于醉驾案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，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。

他表示
，大量醉驾案件被告人成为有犯罪记录人员，实际上造成了“轻罪不轻“的实际后果 。为了解决犯罪附随后果困境 ，可以试点犯罪记录封存（前科消灭）制度
，同时，将醉驾犯罪记录不再作为是否开除公职 ，不再作为能否继续从事相关职业的评价条件
，应从根本上减少犯罪记录带来的负面影响，给相关醉驾人员改过自新的机会。

徐嘉欣表示 ，醉驾新规在现有刑罚体系的框架下成功实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、法律效果、社会效果相统一，对其他轻罪的处置具有借鉴意义
。但是
，醉驾新规也只能从个罪的角度
、从实体的角度缓解一部分犯罪附随效果过重的压力。未来要建立健全轻罪治理机制，建立起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，需要的远不止一部司法解释
，程序上、实体上仍然需要不断探索 。